十年树木,十年也可育种。从选材培育到正式通过国家审定,一粒好种子诞生,至少需要等待十年。
不以粮食生产见长的北京,在为全国的粮食生产做出独献。京字头的玉米良种,在全国累计推广了3亿亩,如今北京四大种业体系完整,种业人才集聚,一个酝酿已久的设想也正式走向前台。
4月1日,《北京市种子条例》正式实施,立法目标明确:“推进种业之都建设,促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作为地方性法规,这种提法极具突破性。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要害”。“种业之都”当然不是一天建成的,在过去的十年,地基已经打好,未来的十年,种业振兴,北京先行。
2021年8月,连下了几天雨,农田快成了泥潭,67岁的山东农户马秀云穿着胶鞋跑进了自己地里,却意外发现15亩玉米田没啥倒伏现象。这让她下定决心,再从镇上种子店里买10包这个玉米种子。种子的名字叫:京科999。
从马秀云的玉米田再往北700公里,刘伟开了18年的种子店位于北京延庆区的妫川路上,门前几辆电动车,是来自大榆树镇的常客们停放的。老乡们仔细打量着墙上的包装袋,来了句:“老刘,还是拿京科吧!”刘伟转身从格子里抽出两包种子,轻拍在柜面上,上面大字分明写着——京科968。
“现在延庆农户就爱种京科,以前常种的品种,连我都忘了名字。”刘伟已过半百、寡言少语,面对喜欢唠家常的顾客时通常扮演倾听者角色,但向记者提起京科来,线,我卖得最多。其实,北京产的种子,大伙都认。你看大白菜有京秋,西葫芦有京葫,西瓜还有京欣。”
1962年出生在北京平谷区熊儿寨乡的赵久然,是京科968、京科999的主导育种者。除京科系列最知名的968、999之外,赵久然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团队,这些年选育并审定的玉米品种达100多种,推广超过3亿亩,增产粮食200多亿公斤;年推广面积达百万亩以上的品种有10多种,其中京科968、京科糯2000等品种被列为主导品种。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三大主粮之一的玉米,经历过7次大的品种换代,2011年通过国家品种审定的京科968,是第7次更新换代的引领者。
“要实现品种创新,需要换核心种质,探索新的杂优模式。”赵久然说,品种创新最考验研发团队的勇气和毅力,“培育出一个优秀新品种,就像在黑屋里摸索、大海里捞针”。
大海里摸针,一旦“摸”到,天下闻名。以京科为代表的一系列京字头种子,市场海阔天空。
京郊大地,北京选育的种子率先生根发芽。市涉农区零售门店所销售的蔬菜品种已经以北京市企业经营品种为主,占蔬菜种子总销售额的60%以上;北京市选育的玉米品种占京郊玉米生产的70%以上;北京市选育的小麦品种占京郊小麦生产的90%以上。
“京字头”种子也从北京走向全国。据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业处数据,北京市三大主要农作物的生产制种面积,在全国的比例在一直上升。玉米种子从2014年的9.19%上涨到了2019年的14%,水稻从6.85%上涨到了16.13%。这显示出北京种企的生产和推广能力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增强。
科技自立自强的种子一旦种下,研发单位无疑有了更广阔的施展舞台。从2012年迄今,在京科研单位创制了世界首个水稻全基因组芯片,绘制了世界首张西瓜全基因组序列图谱;建成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品种标准DNA指纹库;创建了中国二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使我国杂交小麦育种技术跻身世界领头羊;启动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获得世界上第一株抗白粉病小麦,创制出具有稻米香味的玉米新种质材料。
种子条例里说的“种子”,是农作物种子,但谈到“种业”,畜禽种业是很重要的拼图。中国人的饭碗里,不仅要有粮食,也要有肉蛋奶,要有优质的蛋白质。可我们的畜禽良种培育,一直有一定短板,在不少领域更是容易被“卡脖子”。
“肉鸡祖代一场”位于北京平谷区峪口镇四面见山的村庄里。别说访客,即使是每天上班的工作人员,也需经过核酸信息登记、周身消毒、洗澡更换工装后,才可进入场区。3月27日中午,肉鸡祖代一场场长付岳脱下白大褂,从一栋承载1.9万只白羽鸡鸡舍的密封楼宇里走出来,语气轻快:“以前‘快大型’白羽肉鸡,100%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再也不必了。”
2021年12月1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498号公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了18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其中的“沃德188”,成为中国首批自主培育的快大型白羽肉鸡新品种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彻底打破了白羽肉鸡种源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
2011年进入白羽鸡育种行业的北京峪口禽业育种专家王建华介绍,每个品种的培育,专门化的育种素材是基础,也就是“种源”,这是最容易被国外“卡脖子”的地方。
“除了要种源可控,还有一点,中国人吃鸡习惯其实和西方人不同。中国消费者更偏好食用鸡翅和鸡腿等部位,西方人爱吃鸡胸肉,而引进的快大型白羽肉鸡胸肉比例高且口感不佳,并不适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王建华说。
国内市场鸡肉需求巨大,但长期吃的是进口鸡。鸡肉在国内消费比例仅次于猪肉,其中白羽肉鸡占据鸡肉产量50%以上。在白羽肉鸡种源100%依赖进口的境遇下,国内鸡肉市场受制于国外种鸡企业价格垄断和国际贸易。
“就像一桌酒席,人家只卖给我们做好的菜品,不会卖给我们原料。”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宁,是沃德系列肉鸡品种的主要育种专家之一。他说,沃德188的出现,填补了国内快大型白羽肉鸡自主育种的空白。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按下中国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优良品种的加快键,文件提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2019年,农业农村部启动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工作,同时成立两个白羽肉鸡联合攻关组。
北京目前形成了品种完善的肉鸡家族。沃德188是大型白羽鸡,沃德158则是小型优质白羽鸡,沃德168属于优质型,是用于吃鸡的品种,满足家庭整鸡消费需求。正在研制的沃德178属于分割型,满足快餐团餐分割鸡消费需求。
“与已有近80年经验的国际白羽肉鸡育种相比,我国自主育种时间不到40年,还需要继续补上遗传素材积累、育种新技术应用、种源性疫病净化等方面短板,实现育种全过程自主可控。”杨宁说,沃德188的成功研发,让中国实现了和国外育种公司“并跑”。
玉米研究中心大楼,地处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一座安静的院子里。“玉米中心过去只有4名科研人员,现在已发展成一个拥有100多人的‘多兵种’团队。”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说。
3月25日上午九点,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种质楼的二楼走廊,有博士后经历的赵怡锟与硕士在读还在专注讨论问题。玉米DNA鉴定首席专家王凤格笑着和记者说,两人都是她的学生,而自己是赵久然的学生,当年从2001年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赵久然让她承担起玉米DNA指纹库组建工作。“那时真是从零开始,虽然难,但赵老师让我们放手去做。”王凤格说。
王凤格感慨今天的年轻学者有着比当年更好的机会。4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种子条例》,提出加强植物新品种权、育种方法发明专利权保护,科学分配种业科技成果权益,鼓励以知识产权与公司进行合作,把育种科研工作作为职称评定参考。“北京本来就是有更多机会的城市。这次出台像科学分配种业科技成果权益这样的措施,尤其能提高年轻科研人员的创造积极性,从而更有效吸引人才。”王凤格说。
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北京目前聚集了全国最多的国家级种业研发机构和高端种业创新人才,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国家级种业科研力量。其中:全国共有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46个,北京有12个;作物双一流学科全国有33个,北京有11个,占全国1/3;院士数108人,北京48人,占全国近一半;岗位体系科学家306人,北京49人,占全国1/6。
“一个新品种,从选材培育到正式通过国家审定,一般要花十年时间;但一个好的育种者,需要十年又十年的经验积累和持之以恒学习。”在赵久然看来,源源不断的接力者,是育种事业中至为珍贵的力量。
杨宁持同样的观点,他强调科研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人”,育种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一代代人前仆后继。“目前肉鸡饲料转化比的世界纪录在1∶1.3以下,我一直跟学生说,想让他们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目标是变成1∶1,从干物质转化的角度上,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我这代人不大可能实现了,可我的学生们现在20多岁,再干三十年、四十年,怎么就不可能了?”
种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拼图,有试验田里万物生长的生机勃勃,更有实验室里的沉着安静。
通州种业创新示范区的基因分型实验室,记者走访时,实验员们都在专心地在操作着仪器,偌大实验室内寂静无声。
“简单来说,生物芯片和电子芯片类似,都是高度集成,储藏、输入、输出巨大的信息量。不过,生物芯片是生物材料的集成。”1983年出生的靳凤,是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高通量分子育种平台首席技术官。她和记者说,团队采用的是国内最成熟的高密度maize6H-60K芯片,而这款芯片,正出自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赵久然、王凤格团队之手。
听起来“高大上”的分子育种平台,在通州种业创新示范区并不是孤例。全智能温室、植物组培工场、育苗工场等智慧农业设施,在园区比比皆是。示范区在于家务乡,这个城市副中心里人口不足3万的平凡乡镇,在十年前迎来一次华丽“蝶变”。目前,园区已经入驻4家高校院所,还有60家农业企业、国家玉米改良中心等15个农业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10余家高科技企业。这里也是目前唯一纳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农业科学技术园区。园区项目部主管王磊透露,未来园区还将通过承接集聚一批现代种业企业,来做精做强精品蔬菜、农产品加工、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农业等传统产业,同时围绕服务和供应链培育新型产业。
不只是通州,北京目前整体布局了通州、平谷、延庆三个种业创新基地。其中,通州主要种源优势是农作物,平谷区具有畜禽资源优势,延庆区能借助世园会发展园林花卉资源优势,这是北京依据自己种业发展特点与优势进行的系统安排。
新京报记者走访于家务一座占地6000平方米的草莓育苗工场时,50岁的河南籍村民申新梅正抱着一箱草莓种苗向外搬货。“农闲的时候,我过来挣点钱;农忙的时候,再回家乡种地。”她说,对“种业之都”啥的其实不太懂,就是单纯觉得在这里干活不错,“没想到你们北京,大棚里的庄稼长得这么好,感觉来往的人们也有文化讲礼貌,工作起来挺开心的。”
2020年《北京现代种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首次提出北京要建立种业之都,而4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种子条例》,直接将推进“种业之都”建设写入发展目标。北京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与底气,能够把“种业之都”建设直接写进地方法规?未来又要解决哪些发展瓶颈?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业处处长王以中。
王以中:北京市种业发展,科研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比较强,已经呈现“生产和销售在外,重点科研机构和规模企业在内”的格局。所以,这次条例明确创新发展目标定位,将“维护国家种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写入了立法目的,明确“推进种业之都建设”的发展目标,将种子工作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划和计划,并作为国际科学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统筹考虑。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作为地方种业法规,《北京市种子条例》特意增设了“育种创新”这一章,进一步强调育种创新地位。
短板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要进一步提高,育种体系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在育种模式上,国际先进种业企业注重商业育种与科研育种相结合,品种选育有着非常明显的商业化特征。我国一直以来以技术为导向的育种思路,采取“课题组”模式开展育种研究和品种选育,导致了育种与市场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脱节,育种效率不高、低水平重复,选育品种同质化问题等。
王以中:下一步,会紧紧围绕农作物、畜禽、水产、林果4大种业领域,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种业创新攻关、种业企业扶优、种业基地提升、种业创新环境优化5大行动20项重点工程。像今年,首先会精心谋划好第三十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全面宣传贯彻《北京市种子条例》,并做好《条例》重点配套规章的制定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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